时　间：2006年10月30日 13:09 (星期一)

从对集权的看法来说，应该先区分两个词：统一和大一统。统一仅代表一个安定的政治大环境，而大一统却是要用一个主流意识形态去控制整个社会。每个人都希望、盼望统一，但是只有处于统治地位的一些人才希望大一统，希望集权。

诸葛亮六出祁山，“明知不可为而为”；宗泽临终大呼三声“过河！”；陆游则反复叮嘱“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些人不应属于被批判的“热衷于集权”者之列，他们所持的只是一种民族化了的追求和平安定的想法。

然而另一些祖先却不是这样的：不许老百姓说话的周厉王，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令编《四库全书》的乾隆帝……他们过度强调大一统的论调或思想文化，结果造成了多元文化的荒芜。这才是民族史上的罪人。

统一使我们的民族在汉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光辉灿烂，大一统则阻碍了自由探究之花的生长，而在14、15世纪走了下坡路。所以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的始皇帝是功臣，而焚书坑儒的始皇帝则是罪人。

统一而不大一统的王朝是有的，那就是唐朝。大唐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最繁荣的时代，它的政治制度就是类似于周分封制的节度使制。然而由于李唐亡于藩镇割据，宋赵匡胤吓得赶紧“杯酒释兵权，” 重新中央集权起来了。

如果一定要用今天的政治例子来说明这种区别，那就是邓小平老人家提出的“一国两制”。

虽然喜欢大一统的只是那么一部分人，可是由于这部分人的地位举足轻重，由于权力的“神奇”的力量，中国的官本位思想（伴随着等级观念，我以为农民工的诸多问题就源于等级观念，不过上周看见一条关于农民工工会的消息，是他们有自己的声音的开始吧）就这么经过千年的熬制，很难再把它从民族特质里抹去了。我甚至悲观地认为官本位思想快要造成民族的灭亡了。

现代商人们我了解不多。他们的祖宗远一点的有“奇货可居”的吕不韦，近一点的有红顶商人胡雪岩。《一千零一夜》的阿拉伯人，各种书里面的犹太人，他们中没有一个是象吕、胡二人这样做生意的，可是中国商人的偶像不是他们，而是吕、胡。连温州人居然都会这样说，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貌了。这个事实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复杂的社会问题中不存在直接因果联系。我不能说：经济发展要靠打破官本位思想，打破官本位要靠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实现又要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素质则要靠教育，教育的发展又有赖于经济发展……这不仅陷入死循环，而且是一种简单化思维，以为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解决了一串。事实上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之间的关系是盘根错节的，只能期望缓慢的全面发展。所担心的是发展过程中又因为力量悬殊而遭别国打劫，那似乎就要真的灭亡了——因为现在是旧民族特性已经瓦解、新的民族特性还未完全形成的脆弱期。

旧的民族特性大概是忠君忠上、上国的自大优越、易满足现状、安稳度日之类的吧。经历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猛烈的破坏后，我们的民族进入了一个慢慢朝现代意识蜕变的历史时期。新的民族特性还很难说，因此凡事担心“全盘西化”也是一种正常思维。久处太平使畏上代替忠上应该是一直都有的，但是经历了19世纪后自豪的民族优越感则完全为带强烈自卑的极其脆弱的民族自尊心所替代，八十年代的开放给全国人民注入了竞争意识也是个事实。若从青少年真的能看到未来，那我想这一代青年还不像许多老一代的人所忧心的那么糟糕：知识面宽，能力结构多元化，好胜心强，极少发表豪言壮语，显然更加务实。最主要的还是对不同意见的宽容，这一条若严重化了也许会演变成漠视一切。然而从大一统的罪状看，传教士式的热忱对于民主化进程中的中国不一定是好事。

突然想起来，怎么去看美国总统多有大财阀背景这件事？

这两天刚开始翻《顾准文集》，看了更有些悲伤的神气在里面。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段关于其他人民（除他的民族之外）的奴性而导致王权长存并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