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希腊城邦制度》相对好读一些，也因为内心藏着的对古希腊的强烈好奇，于是在最近的至少一个多月时间里，陆陆续续地读，总算在今天把它读完。笔记居然做了15大张，想想仅仅为了城邦制度而已，似乎用不着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然而昨天先生的一句话放在这里似乎有些启发：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许多概念，实际上是西方人日常思考的问题，了解这一点很重要。

于是就眼看着这一群群小小城邦，上演着一出出对外殖民奴役、对内民主议事、彼此间不断争霸倾轧的戏码。如果不看时间，中国人会以为是17、18世界的那个日不落帝国；如果看了时间，中国人又会叹息缘何不统一却整天“兄弟阋墙”。

假设我们承认亚里士多德发表的那段关于东方帝国的民众比较“奴性”的言论，那么永远也理解不了雅典，理解不了希腊，理解不了西方。

自从自认为看问题不再简单化之后，我一直坚定地相信，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多么可笑、初级、粗糙的言论。然而现在不得不反思这种“不简单化地看问题”的思路：地理环境或者任何其他外在因素，它们自身仅仅提供一个环境而已，表面上只是在人生活的世界里加入了某种特定的元素，算是一种量变。然而作为生物的人，在接受这些元素时，却自觉不自觉地会把它们吸收容纳进自己的生活，从而产生了作为社会的人之间的差别，实现了质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地中海和爱琴海位于希腊地区只是一个很偶然因素，但是由此而引发的后续事件则使整个希腊民族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的一个特例，并且成了后代人的榜样。

简单说来，希腊文明的演进过程是这样的：最初克里特岛上的人从埃及那里吸收了文化，后来克里特文明为迈锡尼文明所代替，文明中心转移到大陆上。荷马史诗中所述故事正发生在迈锡尼文明鼎盛时期。迈锡尼王朝被北方来的多里安人摧毁，希腊本土进入了黑暗时代（此数百年，本土无豪华奢侈的王朝需供奉，史学家比之为欧洲中世纪），而小亚细亚则兴起于“海外殖民”之风潮中。吕底亚王国兴起后威胁了小亚细亚诸邦的发展，使之衰落（余韵持续使得在希腊本土刚刚从黑暗时代恢复过来时，小亚细亚思想家和学者辈出，包括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毕达哥拉斯），此时本土文明受小亚细亚的影响，结束了黑暗时代：雅典统一，梭伦改制，克里斯提尼改革；斯巴达领导着一个名叫“拉凯戴孟同盟”的军事联盟。吕底亚王国昙花一现，很快为波斯所灭。克里斯提尼改革后不久，希波战争开始。战争初期，“拉凯戴孟同盟”在军事上领导着整个希腊世界。可是当斯巴达人发现他们的王在外面的花花世界中迷失了自我时，他们逐渐退出，希腊军事领导权转移到正在进一步强大了的雅典手上。当这场以希腊胜利为结果的战争结束时，雅典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已为最强，它的民主制度也为各邦效法。雅典进入黄金时期：伯里克斯里民主时代。伯里克斯里逝世后不久，雅典和斯巴达争霸而引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苏格拉底正是这个时代的人）。战争的结果是雅典和斯巴达都衰落下来，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王（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征服了希腊。再后来，就快到罗马兴起了吧。

在上述背景之下，政治制度的演变是书的主题：

从原始氏族社会后到亚该亚人的迈锡尼国，希腊文明中的政制也都是和东方人一样的专制王朝，是“君权神授”。不过，迈锡尼时代已经出现了议事会和公民大会，这是首领们的会议；也出现了一些“法治”的影子，打官司时长老为审判者。这算是主权在民、直接民主的萌芽。

萌芽是可能成长也可能灭亡的，然而在多里安人的入侵造成了海外殖民的浪潮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海外殖民地，因为大家同为移民，“君权神授”失去了根基；因为需要铸城聚居，贵贱等级不再分明；因此即使最初由于习惯而推举某人为王，王政也没能像在本土时那样流传、巩固并壮大。相反，随着贸易、殖民的发展，它慢慢消失了。

贸易和殖民，逐渐树立起来的是独立、扩张的精神。于是出现了二次殖民。在处理殖民城市及其母邦的关系时，“契约”的概念开始建立起来。

代替王政而活跃起来的，是贵族的权门政治：一些贵族门阀世袭当权地位，最高政权机构是元老院或议事会，其成员为终身制，并自己决议补缺和选任，自由民大会只听取传达，不议事。虽然如此，一套关于合议的规章制度由此而生，是为“法治”，而非中国的“人治”。

小亚细亚诸邦由于吕底亚的兴起而被迫打断前进历程，于是文明中心回归本土。本土接受了海外流行的“非王政”风尚，它们城邦化了，又在某种程度上集团化了。此时诸城邦是稳定的保守的贵族议事会统治下的城邦。

由盛产精美的陶瓶的科林斯开始，希腊世界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僭主。这一代僭主是在贵族和农奴的矛盾尖锐化下产生的，实施了一些偏向平民的政策，他们的经济政策也比那些保守的贵族的更加合时。从此之后，无论谁执政，都必须对公民大会和公民选出的议事会负责。

无论谈希腊世界在哪个方面的发展，雅典的统一运动总是一件大事。有了一个完整的雅典，后话才韵味深长。统一后初期，雅典的政制是选执政官：最初选一个，后来选九个；最初任期终身，后来任期十年，再后来任期一年。执政官任期满后，入元老院。

上述僭主政权多为贵族所夺回，重新确立贵族的统治地位，但也有的推翻僭主之后，由某人担任民选调解官，走向民主政治。

就雅典来说，库隆企图做僭主的暴动失败后，由德拉孔立法，对平民公开了原来贵族垄断的法律和审判，在法治上进了一大步。

他之后的梭伦，被视为民选调解官的，做得就更多了。他的改革已经把贵族由于世袭而来的特殊地位完全取消，代之以“金权政治”——即以财产多寡划分公民等级，他还给了平民在公民大会内的发言、表决、选举的权利。由梭伦开始，希腊世界进入主权在民的时代，雅典进入“法治”时代。

真正以“民主政治”代替了梭伦的“金权政治”的，是其后70年的克里斯提尼。他根据地区原则划分基层组织，打破了氏族传统和党派（实质是经济程度）之分。最富特色的是“陶片放逐法”，把那些公认为会危害公民自由的人放逐海外，可爱的是仅仅十年，而非终身，放逐归来一切权利照旧。这项制度是为了防止僭主政变的，事实上也很有效果。

有时候战争的效果实在是意想不到的。希波战争中，雅典海军的战舰桨手由贫民担任，因为海军在雅典霸权中的重大作用，贫民的政治地位竟由此提高。这是小可，大的方面在于通过希波战争，雅典人把自己的民主政制带到希腊世界的大部分土地上。

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元老院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首席将军指挥国家重大事务，因为军事天才的稀缺性，首席将军不遵从“不得连任”，于是修昔底德感慨说：“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这时是雅典史上著名的黄金时期：伯里克理斯民主时期。

希腊的政制演变并未到此为止，我们知道后面还有苏格拉底、柏拉图所痛恨的三十僭主……然而可以说希腊政制演变的上升期到此为止了。西方民主的一些基本概念也差不多演绎过了。不要奇怪一本研究某特定事物的书为什么会在高潮段嘎然而止，因为这时我们可敬的作者与世长辞了……

不过对于一名中国人来说，这里已经有许多是闻所未闻的震惊：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殖民、贸易、契约、法治、民主……先生说：历史不可以比较。这句话让我抛开了去年爱玩比较的思路，老老实实坐下来看别人的历史。结论仍然是墨顿·亨特的那个标题：荣耀归于希腊。